叶松青

碧湖镇山根村是我的老家，我生长在那里。从我懂事起，就边上学边帮父母做些力所能及的农活，如放牛、拾猪粪、砍柴、耘田、车水、割稻子、晒谷等等。多少年过去了，我目睹着山根村的变化，特别是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用换了人间来说山根村的变化也不为过。

做死山根黄塘窑

新中国成立之初，整个国家一穷二白，万业待兴，我所在的山根村贫困落后是自然的事。在碧湖一带流传着这样的顺口溜：“做死山根黄塘窑，嬉死高溪前后桥，吃死沙岸缸畔上下窑”。那时山根村人均有水田二亩左右，每个劳力要负责7、8亩田地的劳作，生产手段只有人家耕牛。可想而知，父辈的农耕任务是何等的艰辛。从早到晚，不管是天晴、下雨，从没有空闲的一天。村民们为了一家人的衣、食、住、行和柴、米、油、盐不停地劳累着。我村的水田又大多是烂泥田，终年积水蚂蟥多，生产条件极差，劳动强度大。所以周边邻村流传着这么一句话：“有囡不嫁山根郎”。那个年代，山根村男人如有生理缺陷的，就根本找不到老婆，光棍的比例不少。

村民缺粮外出流浪逃荒

1957年下半年，我村生产正常，无特殊灾害。住村干部为了争先进，虚报粮食产量，完成了上交国家的公粮，还要多卖超产余粮，结果农民留下的口粮不足，产生了几个月的缺口。1958年春节一过，全村有三分之一人员外出逃荒要饭。一个仅200人左右的村庄，在那个冬春活饿死10多人。我住的大幢屋里的一个哑巴就在那年春天活饿死。我们逃荒的地点主要是宣平、松阳的周边山区。男青年外出做了上门女婿，女青年嫁到周边山区作媳妇。我有个堂姐就远嫁文成，在那边安了家。我有个4岁的弟弟被送给缙云大洋山区一户人家作养子，一直到现在留在那里。1958年春季，上级发现我村情况如此严重，另派得力干部，并带了些粮食来村抓生产，村庄才逐步有了生机。

全村交公粮30万斤

1960年以后，村庄恢复了常态，村民们生产、生活等一切又正常地进行。1960年到1980年，20年时间里，每年上交给国家公粮及加价粮都在30万斤，人均1000斤左右。交粮地点在10里路外的高溪粮站。在那个年代，粮食只能用肩挑，光送公粮需要很多工夫。每年“双夏”对于山根人来就是“三夏”农忙，夏收早稻、夏种晚稻、夏交公粮。交公粮的日子，全队动员，小孩妇女齐上阵，十三、四岁的小男孩，能挑40～50斤的都要送。白天送，晚上还要送，只是中午太阳太猛才稍作休息。修了机耕路用上了手拉车，送公粮的担子才算有所减轻。那个年代一些山区农民就会成群结队地到碧湖畈，帮助割稻、插秧，抢收抢种，赚点工钱。这就是特定历史阶段、为完成特定任务应运而生的“割稻客”。

交通出行变化巨大

从山根到丽水县城有35里，20世纪70年代前都靠步行，大约3、4个小时。我记得小时候母亲养了一窝小猪，为卖个好价钱，父兄还请了个帮工，早晨我还在做梦，他们便挑着小猪出发了，一路到石牛，转走水路搭乘私家船，直达城里大水门。他们卖了小猪办妥事回到家，天已全黑。就是到碧湖镇也得2个小时，全是步行。山根村出行十分不方便。直到80年代绕到水阁张村搭乘汽车，可以省些力，但花费的时间和原来差不多。碰运气，搭上汽车快些，搭不上汽车反而耽搁了时间。到了90年代后期，修通了公路，但还没有公共汽车。前6、7年，我们村开通了农村公共汽车，从老家到县城只需要1个小时左右。前4、5年路湾山洞、郎奇山洞打通，50省道建成，开着私家车，丽水出城只需二十分钟便可到达山根村。这是村民们连做梦也想不到的事，改革开放给山根带来了如此的便捷。

村民有了失地保障

高溪低山矮坡改造工程上马以来，万洋小镇进驻，按国家政策规定，山根村民都可享受了失地保险。女的年满50周岁，男的年满60周岁，能领取政府发给的养老保险金。养老保险金目前是每人每月1600元左右，水涨船高，每隔几年都会调整一次。余下的土地大部分流转承包，由经营大户发展设施农业，种植水果、蔬菜、花卉，自己只留下少部分土地种点水稻、蔬菜，自家食用。也有不少全部流转承包，外出打工。因此，“做死山根黄塘窑”变为“嬉死山根黄塘窑”。山根村民生活质量整体提升。村里处处新房林立，旧房基本无人居住，只是闲置。父辈的忙碌与辛苦早已成为饭后茶余的故事。下代村民也分不清韭菜与麦苗了，也成了手不能提、肩不能挑的新农民了。我每每回到村里，村民们碰见我都高兴地说：“现在我们也领退休金了，只不过比你们低些罢了，但也够花了。”

村民们异口同声地说：“共产党好，人民政府好，改革开放好，今天的社会真好！”纷纷地跳起了广场舞，锻炼身体，争取多活几年，多享福。

（2018年8月8日）

作者简介：

叶松青，原丽水市、莲都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丽水市莲都区政协文史征集编审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