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宁会师后，他(李先念)遵照中央军委指示率部突破黄河天险，执行宁夏战役计划。随后，他担任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委员，指挥红30军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连续奋战，重创敌军，对配合河东红军战略行动、推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起了重要作用。”6月23日上午，人民大会堂举行了“纪念李先念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随着总书记对李先念生平的评价，西路军问题研究者朱玉教授等到了最关心的西路军一段。“这是对西路军历史的再一次肯定，更是对众多西路军将士和他们后代的莫大告慰。

尘封的历史

西路军，在中共党史上几乎成了“悲壮”的代名词。1936年10月，以红四方面军主力的2.18万人西渡黄河，后被命名为“西路军”。在150余天时间里，这支军队在河西走廊血战到几乎全军覆没。

1937年12月，毛泽东在接见西路军所剩部分领导人时曾说：“红西路军的失败，主要是张国焘机会主义错误的结果。他不执行中央的正确路线，他惧怕国民党反动力量，又害怕日本帝国主义，不经过中央，将队伍偷偷调过黄河，企图到西北去求得安全，搞块地盘称王称霸，好向中央闹独立。这种错误的路线，是注定要失败的。”这一结论成了未来若干年来的主调。

一支公认的战斗力最强的部队，究竟是怎么消失的？这个问题久久萦绕在朱玉心头。“我在研究资料过程中产生疑问：三个军西渡黄河，如果是擅自执行张国焘的命令，那么党中央发现后，为什么不下命令让部队返回？徐向前身经百战，如果想建立独立王国，为何不率军直插新疆，反而在凉州一带不进不退，待在这里被动挨打？单单从军事上讲不合逻辑。”

1979年，46岁的朱玉调到原解放军政治学院《徐向前传》编写组工作，分配给他的是写徐帅在红军时期的经历，其中包括川陕、长征及西路军这段历史。因为有为老帅写传记的便利，朱玉可以有机会查阅存在中央军委档案馆的很多原始档案。那个冬天，整整三个月，朱玉在阴冷的档案馆里一边查，一边写，一边流泪。“我决定一定要将真实的情况告诉世人。”半个世纪以后，一段曾经讳莫如深的历史，渐渐完整而清晰地呈现在后人面前。

“西北国防政府”

“1935年底，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林育英(又名张浩)从莫斯科回到陕北，他向中共领导人转达一条信息：他动身前，曾得到斯大林的同意，主力红军可向西北及北方发展，并不反对靠近苏联。”朱玉说。

“苏联出于本国利益考虑，他们希望中国能尽量地拖住日本，不希望早日面对德日两国夹击。”朱玉教授说，欲靠近苏联，当时红军可以选择的地点有两个：宁夏方向和新疆方向。

在《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一书里，学者杨奎松描述了这一时期“西北剿匪副总司令”张学良的思想动态——因之前与红军交手惨败，张学良对红军心生畏惧，也对“剿匪”之事消极处之。张学良开始秘密与陕北红军接洽。

到1936年4月下旬，张学良的态度发生了更大变化，他明确对中共派驻在他身边的联络员刘鼎表示：再等半年，只要苏联方面能接纳他抗日的主张，愿意援助，而蒋仍不抗日，他就不惜和蒋翻脸。

“张学良的态度显然给中共一个很乐观的估计。”朱玉教授说。1936年5月、6月期间，中共高层几次开会探讨西北形势，渐渐形成了一个对西北局势的战略构想。“中共希望成立以红军、东北军、西北军三位一体的 ‘西北国防政府’，以兰州做大本营，由张学良担任政府主席及抗日联军总司令。同时，努力打通苏联，获取国际援助，形成西北大联合的抗日局面。”朱玉教授介绍。

7月24日，张学良与中共代表潘汉年商谈时表示，红军应立即开始实施打通苏联，以便推动西北国防政府的建立。

由于张学良不愿做 “打通”的主力，只能“隐蔽配合”，红一方面军自身又军力有限，故中共中央只好寄希望于二、四方面军的北上。

西渡黄河

1936年6月1日，广东军阀陈济棠与桂系李宗仁、白崇禧联合举兵反对蒋介石，爆发了著名的“两广事变”。

中共方面从突然爆发的“两广事变”中，看到一个极其难得的历史时机。“因为蒋介石处理 ‘两广事变’无暇顾及西北，中央决定将西北的发动提前。”

不久，中共又给共产国际发电，希望能迅速取得苏联的武器支援，“河西计划”报告给共产国际后，共产国际同意红军占领宁夏和甘西，但不同意进入新疆；援助物资先从宁夏方向提供。“共产国际方面担心红军进入新疆境内，会给盛世才带来政治上的麻烦。”朱玉说。

8月，红二、红四方面军到达甘南。“中共方面与张学良商定了具体战略步骤。” 朱玉说，这也是红二、红四为何会在甘南停留一段时间的原因。而徐向前若干年后回忆：“直到进入甘南，我们才知道，党中央与张学良有个通盘计划。”

然而，瞬息万变的国内局势又发生了变化——蒋介石用分化的方式，不费一枪一弹，8月底，“两广事变”和平解决。这使蒋介石又回戈西北，组织“通渭会战”，对红军再度形成威胁之势。

张学良将蒋介石的“通渭会战”计划通报给中共方面。根据张学良建议，中共决定二、四方面军迅速北上陕甘苏区，与一方面军共取宁夏，后取甘西。朱玉教授说，这就是三大主力红军会宁会师的战略目的。

会宁会师的第二天，即1936年10月11日，中共发布了《十月份作战计划纲领》。其中，要求“以加速的努力造船，11月10日前完成一切渡河准备”。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决定，把造船渡河的任务交给主力部队——李先念的红30军。

10月22日，蒋介石飞抵西安坐镇指挥，逼迫东北军、西北军参战“剿共”。情势危急，当天，徐向前、陈昌浩电告朱德、张国焘及军委：“30军于23日渡过河。”此后，红四方面军总部率9军渡河。正当31军准备渡河时，胡宗南部队已经北进，彭德怀建议“暂不过河”，已经开到河边的红31军返回阻敌。当时，担任警戒和看守船只任务的是红一方面军的红5军，因为国民党的关麟征部队已迅速追赶过来，朱德、张国焘命令红5军也全部随船渡河。

血战河西走廊

红军渡河后，蒋介石马上任命青海军阀新二军军长马步芳为西北“剿匪”第二防区司令，进击红军。包括红四方面军的9军、30军，原红一方面军的红5军，红军过河部队共2.18万人，而他们面临的敌人却有12万余人。

此时，共产国际方面又发生了一个重大变化：11月3日，共产国际给中共中央来电，说明原计划从外蒙古（即宁夏方向）的武器支援改为新疆方向。

另一方面，在河东的红军部队未能击破敌军的进攻。在此情势下，1936年11月8日，中共中央秘密制定了一份《作战新计划》。在这份新计划中，中共中央将红军重新部署，分为南路军北路军，分头突破，“其实也就是放弃陕甘，准备东进渡过黄河进入山西，来一次新长征。”

与南路军、北路军相对应，在 《作战新计划》里将渡河部队称为西路军——“西路军”的名称由此正式确立。陈昌浩任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主席，徐向前为副主席，西路军下设三个军：5军军长董振堂，政委黄超；9军军长孙玉清，政委陈松海；30军代军长程世才，政委李先念。

“因为宁夏战役不能进行，东返还是西进，中央发来电报，征求渡河部队的意见，徐向前坚决主张可以独立完成单独打通新疆的任务。”解放军国际关系学院前政委、徐向前的秘书李而炳说。西路军将领也赞同他的西进意见。此时的西路军将士并不知道，中央及军委已经放弃宁夏战役计划，而在为向黄河以东的战略转移作部署。

11月9日，徐向前收到中央军委来电，“要我们停止西进，在永昌、凉州一带建立根据地”。在这样荒凉的戈壁大漠中建立根据地非常不切实际，满怀疑惑的徐向前曾在11月24日起草一份电文，向中央反映实际情况，请求重新考虑西路军的行动方针。但中央复电，仍要西路军就地坚持。

这个疑惑在徐向前心中保留了几十年，直到晚年看到那份《作战新计划》才明白，中央的意图是“为了造成河东红军与西路军在河西会合的假象，调动蒋介石的兵力扼控黄河以便让河东红军主力向东或向南战略转移”。

东进与西进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发生。以为蒋介石势力就此扫除的中共，又向西路军重提“打通远方”的任务。西路军准备西进。12月22日，中央又来电，命令西路军东返，策应张学良、杨虎城抗击南京政府。

当时的政治形势瞬息万变。12月25日“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中央军委来电：“西路军仍执行西进任务。”

没想到，几天后，命令又变了——1937年1月5日，西路军收到命令：“即在高台、临泽地区集结，暂勿西进。”“我们不了解上面的意图所在，左思右想，想不出个所以然来。继续西进吧，没有中央的命令；留在现地吧，四面受敌，处境确实很险。怎么办？”徐向前后来这样对传记工作组人员回忆。

徐向前当时不知道的是，此时局面又发生了变化。蒋介石回南京后又扣押了张学良，调集40个师的兵力，准备进攻西安，河东形势再次吃紧。“当时中共方面的周恩来、叶剑英和国民党的顾祝同正在谈判，所以中央希望西路军原地待命以观局势发展”。朱玉教授分析。

于是，西路军再次停止西进，也失去了最后的机会。

最后的战役

1937年1月28日西路军集结到倪家营子，还剩1万多人。在这里，西路军将士与马家军展开了一场历时40天的血战。

2月13日，西路军军委会致电中央，希望等天气稍暖后转到西宁大通一带活动。

但几天后，他们收到了以中央书记处及军委主席团双重名义发来的一份电报，不同意西路军转出青海大通西宁。

在敌众我寡的形势下，西路军的情况越来越危险。其间，徐向前不断向中共告急，请求速派援兵支持西路军。

2月21日晚，西路军接到中央及军委电报，要求：“坚持党和红军的光荣旗帜，奋斗到最后一个人，最后一滴血，绝境中求胜利。”2月24日，徐向前、陈昌浩电文告急，恳请中央驰援。两天后中央复电，要求他们“固守50天”。

1937年3月13日，西路军仅剩下不足万人，从倪家营子突围后，陈昌浩最后一次行使了军政委员会主席的职权，他宣布徐向前和他本人离队返回陕北，向党中央汇报情况。将仅存的3000人编为三个支队，分路游击。徐向前曾劝说陈昌浩留下来以稳定军心，而陈昌浩激动地说：“不行，我们回去和中央斗争去!”徐向前在回忆录里说：“他要斗争什么呢?无非是西路军失败的责任问题。”

其中红30军的剩余人员被编为左支队，由李先念、程世才率领，攀行在祁连山的雪岭冰谷之中。4月29日，终于到达新疆与甘肃交界处的星星峡，与盛世才的接应人员接上了头，还接到了空投的武器弹药和食品。

徐向前在回忆录里说，西路军惨遭失败。“孤军外线作战，任务不定，迟疑徘徊，实为兵家大忌。而西路军的情况，却恰恰如此”。

艰难的还原

1980年12月2日，朱玉以“竹郁”笔名写就了短文《“西路军”疑》，虽然文章仅在内部发行的刊物上发表，但它还是引起不少争议。

与此同时，朱玉的这篇《“西路军”疑》，出现在邓小平眼前。因为邓小平任政委的二野的老同志不少出身红四方面军，大家推测可能是邓的某位部下将文章送给了小平同志。

邓小平对文章非常重视，将《“西路军”疑》批给了李先念。“当时，我陪先念主席刚从上海回来，看到邓小平在朱玉文章上的批示后，就派我去查找有关资料。我当时和国务院办公厅研究室的王主任一起去档案馆查，我们一共去了31次，查阅了中央档案中的大量电报文件。”李先念的秘书程振声回忆。

1983年2月，李先念主持起草了《关于西路军历史上几个问题的说明》。文中明确说：“……西路军执行的任务是中央决定的。西路军自始至终都在中央军委领导之下，重要军事行动也是中央军委指示或经中央军委同意的。”

在起草《说明》的过程中，李先念曾选出29件重要电文，先送陈云阅——陈云是1936年冬从共产国际（莫斯科）专程赴新疆迎接西路军的，是这段历史的知情者和重要见证人。陈云说：“西路军是当年根据中央打通国际路线的决定而组织的……西路军的问题是一件和自己有关的事，我今年77岁了，要把这件事搞清楚。”

邓小平看了李先念的《说明》和陈云的表态信后，于1983年3月22日批示：“赞成这个《说明》，同意全件存档。”

2001年11月7日，江泽民主席在纪念徐向前元帅诞辰100周年座谈会上，高度肯定了西路军的历史作用。这是继1983年邓小平、陈云等中共十二届中央常委明确表示赞同李先念《关于西路军历史上几个问题的说明》之后，党中央对西路军所做的公开结论。

身边的工作人员都知道，西路军问题，一直是徐向前、李先念挥之不去的一个心结。

1990年6月，90岁的徐帅因心脏病住进301医院。6月29日，李先念来看望徐帅，徐帅看见李先念出现，他用手示意李先念走到自己跟前。“他告诉先念同志，自己的后事有三点交代：一、不搞遗体告别；二、不开追悼会；三、把骨灰撒在大别山、大巴山、河西走廊和太行山。”这时的李先念紧紧握着老领导的手，转过头来，他一脸庄重对李而炳等工作人员说：“我也是这三条……”

1990年、1992年，徐向前与李先念相继去世。亲属们根据他们的遗嘱，将他们的部分骨灰撒在祁连山脉，西路军当年的战场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