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当时的丽水地区和丽水县都建立了中国共产党党史资料征集小组，设立办公室，开展征集工作。我因在此前参加过调查整理红军挺进师政治部主任黄富武烈士的材料和走访地下中共浙江省委机关老同志，组织部门要我兼做些党史资料征集工作。1981年5月，叫我参加丽水地委和县委联合组织的去北京、上海、南京等地走访当年在丽水从事革命工作的老同志。地区参加的有时任地委统战部副部长陈仿尧、时任地委党史征集办公室主任何英、办公室干部陈吉夫；县里参加的有时任中共丽水县委副书记蔡康镒、党史办干部周益进和我。
5月4日，一行六人经金华乘火车到杭州，住省转业退伍军人转运站。晚上跟蔡书记去省军区招待所，找时任省军区顾问的周丕振同志。蔡书记和他同是乐清老乡。周也是老同志，为了我们顺利开展工作，他为我们写了给龙跃、张之清的信。次日，在为托人购买去北京的火车卧铺票忙碌的同时，抓紧走访了在杭的红军老战士张金发，了解1935年红军挺进师在丽水战斗情况。至今记忆犹新的是他说1935年8月，红军打过碧湖，去了两三百人，刘英、粟裕都参加过。部队从松阳下来，消灭敌人两个中队。在碧湖吃过中饭，经小顺去云和金钟，再经南田到瑞安。并说打碧湖是敌人向我们进攻，行军途中从遂昌下来打的。张金发同志是福建崇安人，1930年参加赤卫队，后编入红军。解放前夕担任过中共景（宁）、青（田）、丽（水）县委书记。访问时年66岁。当天在招待所，我即整理写了访问他的记录文稿。
5月7日上午8时，我们六位同志乘120次杭州至北京特快列车去北京。次日中午12时到达。下了车即去西城车公庄张之清同志家。在他家吃过中饭后，住进张赛英同志工作单位中共北京市委党校4号楼511房间。第二天上午在张之清家听他讲述来丽工作前后情况，同时研究了访问的具体计划。张之清同志吩咐我们星期天不要打电话，也不要去找人，说北京的星期天是很宝贵的，有事找办公室。来京第三天，就是星期天，因林艺圃同志要我们去他家吃晚饭，他住在东高地，顺道我们去了天坛公园。
北京的走访工作5月11日（星期一）正式开始，地区和县里各有重点，工作有分有合。在北京一共住了二十天，到月底才去南京。此间本人参与走访的老同志前后有张之清、张赛英、林艺圃、陈平、杜永康、洛辛、阙秉光、陈其襄、朱希、曾涛、卜明等。此外还找了时任全国政协常委的国民党高级将领、特赦战犯黄维。张之清、张赛英、曾涛、卜明，是地县都要走访的重点对象，走访时六个人都参加，留下的印象很深。
张之清同志是丽水革命武装浙南人民解放军三支二大队主要负责人，又是丽水解放后第一任县长，他和妻子张赛英是并肩战斗的革命夫妻。解放初张赛英曾担任中共丽水县委宣传部部长，两人的名字，在丽水为人所熟知。到京后，两位老同志像亲人一样接待我们，为我们安排住宿，请我们上全聚德吃烤鸭，还陪我们走访。张之清同志一次又一次对我们介绍在丽水做地下工作和组织武装斗争的历史情况。他说：“我是安徽安庆人，原名查民愈。‘一二·九’学生运动（1935年）时，在读高中三年级，当时已经有许多进步刊物，从看革命书籍开始，走上革命道路。1938年春天，由安徽到武汉，住在生活教育社姐姐那里，想去延安参加抗大。生活教育社有党组织，当时浙江有人来演讲（就是骆耕漠他们）说浙江黄绍竑在那里，形势变了，号召签名到浙江去。我签了名，姐姐也同意了。来浙江有三四十人，是以回乡服务团名义去的。唐文粹带队，从武汉坐轮船到上海，先到金华，再到丽水，住在燧昌火柴公司。在那里学习了一段时间（未到一个月），就分去各县工作。当时我还不是党员，工作都是党组织分配的，先到云和，后又调诸暨，转而调金华参加党领导的《东南战线》月刊工作，在那里入了党。1939年6月由于环境险恶，再调去丽水太平经济实验区，和曾涛同志一起参加了区委……”。他对我们讲述在丽水地区从事秘密工作的经历，有一段时间在青田以教书作掩护，也有过一段时间专门做秘密革命工作，还和林艺圃同志一起在丽水做过肥皂。他告诉我们：“1941年浙江省委在温州被破坏，1942年皖南事变，受挫折很大，特别是皖南事变之后公开的群众活动都没有了，人也走了。留下革命种子，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到1944年春天，和四明山联系上，情况才好起来。能看到中央的电报、文件，了解全国的情况。1943年冬天，李文辉来，叫我一道去缙云，在缙云住了一个多月，重要的党支部都去了。在缙云过了春节，温州的交通员来了，说他们已和四明山联系上，叫我们去。党组织决定派我去。我走了七八天，穿过多道封锁线，于1944年3月到达四明山，受到谭启龙同志接见。我们谈了丽水的情况，他听了很高兴。他对我们指示：丽水特委要向浙东靠拢，向这方面发展，领导机关搬这方面来。回来后向老傅（特委书记傅振军）汇报，决定把特委机关移到缙云。这以后一系列活动方式都变了。1944-1945年去浙东的人好多，有的参了军，有的去了又回来。1945年春节，我和傅振军两人一块去，带了十几个农民。我一共去了四五次。谭启龙同志指示，温州龙跃可以指导，但不是直接领导。永康松阳方面要多联系。46年春节我又去过一次，他们很紧张，没几天就回来了。”
“1946年情况就不同了，小武工队开始建立，到年底已有一、二十人……”。
他详细向我们讲了在丽水北乡建立人民武装，开展革命武装斗争的情况。我们一边记录，一边作了录音。最后他还告诉我们，丽水解放时，他的部队从北边丽阳门进城，林艺圃部队从西边通惠门进城，在城中会合。解放后他担任丽水县第一任县长，1950年调景宁，1952年调北京。
曾涛同志接见我们的时间是1981年5月16日下午3时半，张之清、张赛英夫妇陪同我们去。接见交谈地点在宣武门新华社大院内他的办公室。曾涛同志时任新华社社长、全国人大副秘书长。他一头白发，红光满面、神采奕奕，精力充沛。对我们说，他刚从朝鲜访问回来，宋庆龄病重，今天人大常委会要开会，我请了假。最忙不能耽误见见革命老区来的同志们。还说本来要去市委党校看我们，实在太忙了。来京后我们就已经听张赛英同志说过，曾涛同志对丽水革命老区很有感情，有事来京找他的人都热情接待。这天一见面，我们便亲身感受到了。晚上还在新华社食堂宴请我们。他说：“本来叫你们去家里，因老伴朱黎青感冒了，再说家里也只是肉、鱼家常菜，考虑还是在新华社食堂请你们吃一餐西餐。新华社食堂是全北京办得最好的，私人请客只收成本费，但要经过批准。不经批准，请的人太多了，忙不过来。”上座后，地委党史办主任何英说：“曾涛同志，今天要你破费了？”曾涛同志风趣地说：“请放心，我曾涛不至于请一次客就破产的！”说得大家都笑了。席间他不断给大家倒酒、夹菜。还举着瓶酒说他不会抽烟，酒是瞒不过他的。不知谁插问了一句：“那是你当外交官学的吧？”曾涛同志笑了：“当外交官可不能强人喝酒！谁强人喝酒，就可怀疑他有目的。外交场合喝酒只能随意。”曾涛同志十分健谈，且风趣幽默，给我们留下很深的印象。
曾涛也是从武汉来到丽水的。他说，1938年3月5日到金华，因天下大雪，住了五、六天，再送到丽水，到设在燧昌火柴公司的战时物产调整处，受党指派去过景宁、庆元、永康等地工作。在丽水期间，是秘密的中共丽水县委委员，并以县委青年部长的身份去太平建区委，还曾打入国民党办的青年干训队，但很快被开除。他说那时的丽水太平经济实验区是怎么来的？是因为政工队的活动被国民党发现，所以换了一个名目。1939年他参加筹建“东南经济”，被派往永康，后来又去桐庐、建德。1940年12月初化装银行职员从金华坐长途汽车离开。他在丽水的时间很短，对老区的感情却特别深，而他作为一位部长级高官，这种持久的真情，更显得珍贵。
卜明同志接见时间是5月19日上午，也是张之清、张赛英同志陪着我们去的。当时他担任中国银行副行长。中国银行总行就在天安门广场边上的西郊民巷口子上，那幢西式洋楼是天安门广场西南角的一个标志性建筑物。接见地点就在洋楼内的行长办公室。
卜明同志的名字和张之清同志一样在丽水老区为人所知。他领导的革命武装六支队在金华、永康、武义一带活动。1948年夏天和张之清领导的丽水北乡活动的三支二大队会师后，给予很大的支持。特别是他只身进入松阳县城与松阳县长祝更生谈判，策划自卫队起义的事更让我们仰慕。来京之前在我们心里已留下可敬的英雄形象。
我们主要向他了解松阳、丽水自卫队起义之前的背景情况。他说，他是1948年初从苏州调去浙东的。当时有三支队和五支队，叫三五支队，在四明山地区。他们的六支队48年5、6月在永康成立，以金华、武义、永康为主，称括苍山一部分，解放前夕叫五战区。当时给他们的任务是搞武装斗争。上级指示要和浙南地区保持联系，要积极帮助他们。1948年底来联系松阳祝更生起义之事，派了一个姓吴的同志先打进去当秘书，摸清情况。浙东党指示，松阳起义成功，成立五战区，叫他当专员，祝更生当副专员兼松阳县长。他说：“我单身一人进松阳县城见祝更生。祝更生把财主集中起来，要他们出钱。我叫他们不要这样做。第二天召集这些人开会，讲形势，作统战教育，放他们回去。松阳起义后，决定把丽水趁热打铁一起拿下来。祝更生写信给胡永孚，我也写信给胡永孚。方法一个拉出来，以野外演习名义；另一个是拉出来，我们打进去，彻底解决。最后用了第一个方法。”
他还对我们讲了两县起义的更深层背景：松阳县长祝更生是翻译家曹靖华的外甥。抗日战争末期即与共产党有关系。丽水县县长张慕槎和共产党有关系。祝更生和张慕槎有私人关系。松阳起义早有准备，丽水没有准备。丽水胡永孚通过祝更生与他有关系（据胡永孚回忆，丽水也有准备）。
卜明同志给我们印象是一个睿知、干练、有谋略的人。他的谈话使我们对1949年松阳、丽水两县起义有了较全面的了解。
南京走访是1981年6月1日开始的。
第一个走访的对象是时任江苏省副省长的汪海粟。抗战期间，他是丽水地下党的重要人物。在江苏省委宣传部会议室他接见了我们丽水地、县五位同志（陈仿尧同志在北京未来），当时他已有69岁，一头银发，文质彬彬，像一位资深的教授、学者。他告诉我们，自己是1937年到丽水，1939年9月离开的。
“我是上海同济大学的。”汪老说，“七·七事变”后，接着是“八·一三”（日军从金山汇登陆），学校决定内迁。当时同大共有四个党员，上海党组（尚未统一），我们是文卫系统的。独立受胡乔木、周扬等领导，派我们去浙江。那时（抗战初期）浙江全境没有党组织，只有闽浙边红军建立的组织，要我们独立开展工作。去的旗号是“同济大学学生回乡服务团”（前身是同大学生救国会）。到金华发展林辉（陈平）入党。在金华公开印发“十大纲领”，搞剧团，开展抗日救亡工作，树出了一面旗子。不久发现了另外一批同志，就是张三扬他们，邢阿根好像也是。他们没有和我们发生组织上的联系。1937年10月，来了个高个儿北方人张贵卿，他是从南昌新四军办事处来的（办事处内部就是东南局）。一来就找我接关系。我搞不清他是什么人，最后搞得面红。他说再不相信，要我一起去南昌，他是以特派员的身份来浙江建立党组织的，他怎么知道我呢？是上海通过九江，把我的关系转到了东南局。
就在金华期间，很乱。蒋介石派黄绍竑来浙江当省主席，实际上是甩包袱，知道浙江保不住了，好差使他不会给黄绍竑。黄知道这一情况，就想方设法找进步势力，找共产党。他来时手下有个伍廷飏，这个人有点事业心。他有个幕僚叫冯子冈，这个人是无政府主义，讲的是马列，但不同意我们的做法。黄通过他们找进步青年，找共产党。来了我们同济大学、浙江大学一批人，还有武汉张锡昌等。
这时我们发展党员胆子大了一些。到了金华，知道施平、刘端生（师生关系）一路，张锡昌也是刘端生关系，同是无锡人。来时两路都没有党员。在金华帮助黄绍竑搞施政纲领。严北溟说是他一手搞的，实际是我们这边搞，他是黄的秘书，最后经过他。
当时开展工作，不以灰色的面目出现是行不通的。到丽水决定设立物产调整处（这个名字够灰色的）。调查物产室刘端生负责，派了大量乡村建设指导员，改组了龙泉、云和、遂昌三县县政府。当时的路子是对头的。即使鬼子来也可在浙闽边界打游击，黄绍竑也要一个立足之地，否则就会成为流亡政府。三个县的科长和乡村指导员全是我们的人。
当时黄绍竑胃口很大，要我们召集一千至两千人到浙江。这时骆耕漠也来了，我们出了刊物《动员周刊》。还派骆耕漠去武汉联系，又带来一批青年。服务团是一批一批来的，经过训练，分配到各县。同济大学杨德和一批人去延安去不成，回过头也来了。那时我们和黄绍竑合作还蛮好，我们的人都派下去了。
汪老侃侃而谈，四十年前的事一件件都记得很清楚。当我们向他核对有关情况时，他发现与事实有出入，就说：“谁又在吹牛了？有什么好吹的，把这段历史搞搞清楚就好了嘛。”在接见之前，他的秘书对我们讲过，只见一个小时。一小时到时，秘书告诉他，可他不肯停，一直谈到晚上六点半，讲的都是鲜为人知的事。讲了在浙江省委成立之前，他是浙南特别工作委员会书记。省委建立后，他是浙江文化界党团书记。汪老说：“建立省委之前有几批人找我声称来建立浙江省委。上海来的汪光焕（王易）带了四个工人，经温州来找我，声称来建立浙江省委（上海党）。其实这是个疑点，当时东南局已叫刘英建立。还有从宁波来的，这些人胆子比我们大，都是自称来建立省委的。他们的关系都通过我介绍给刘英，还有新四军办事处吴毓。刘英同志1938年4、5月初来丽水，穿新四军军装（棉衣棉裤），找不到各方面党的关系，都是我给他介绍接上的。省委在金华成立。成立后就把各方面力量包括自称来建立省委的那些人统一起来。那时浙江是黄金时代，但这个时代不长。我离开丽水时已无法搞公开活动了。1939年9月我走的时候，是最后一辆新四军军车，以后就再也没有军车了。”
他还谈了多位老同志在丽水入党和工作情况，并告诉我们自己从丽水到皖南之后，在新四军政治部担任宣传科长。
汪老的谈话让我们眼界大开，对抗战时期丽水革命斗争历史的背景和来龙去脉有了全景式的大概了解。
南京访问第二个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的是时任江苏省经委副主任的杨德和（杨礼耕）。他抗战期间曾是丽水县委委员，县政工队副队长，那时的政工队控制在共产党手里。他是非常活跃的人物，丽水老一辈都知道他的名字。也是我们这次走访的重点对象之一。到南京后，经与他单位联系，说他生病在家，叫我们尽量不要去。后来我们通过丽水籍老同志朱敏帮助联系，才叫我们去他家里。见到我们丽水地、县去的同志，他非常高兴。向我们谈了近况，把在工资调整中，自己两个儿子都加了一级的喜悦都说与我们分享。谈起在丽水的经历，也是记忆犹新，条理清晰、充满激情。
“我是先到遂昌，后到丽水的。”他说：“‘八·一三’后，日寇侵占上海，同济大学从上海搬到金华，后又由金华搬到南昌、赣州，后又搬去昆明。我们有一批进步同学，在上海救亡运动中，接受党的教育，也得到救亡斗争的考验，有和国民党特务斗争的经验。同大党团组织团结了一批进步青年，到金华后也搞了一些活动，如到农村宣传，用演戏、歌咏的形式，在城里也做了些宣传工作。我们一些同学想去陕北。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十来个人到了南昌，继续做救亡工作。不久汪海粟他们的一批人要留在浙江工作。1938年1月，我们还在南昌，接到汪海粟写给我的信，说浙江很需要人，叫我们不要去陕北，回到浙江来。这样我们一批同学就从南昌回到丽水。到丽水很快被介绍入党（在一个小旅馆里），接着由建设厅介绍到遂昌工作。当时遂昌县县长是广西派陆希澄，有抗日要求，对我们工作还是支持，关系还是好的。当时的秘书（实际是副县长）第一任是张锡昌，第二任是陈虞荪，黄继武是民政科长。还有一个教育科长姓盛的，是陶行知一派的，搞进步教育（不是党员）。区里的区长或者是党员或进步青年。大柘区区长梁捷明（党员，同大学生），湖山区陈历生（又名陈平之）也是党员。王村口是浙大的一个同学叫汪湘，也是党员。北界区沈雨亭是‘抗大’出来的进步青年学生，后来也被怀疑。区下面有一批乡村建设指导员，我和许多同志都是。”
在遂昌搞了十个月（38年年底撤出），我们利用国民党的抗日纲领中‘二五减租’内容进行宣传，发动农民进行二五减租。同时还有办识字班，组织当地青年搞读书会，在城区搞民众教育馆。通过这些工作把党的基础打下去。在王村口发动了一次借粮斗争。这个地方原是挺进师根据地，有红军留下工作，宣恩金是县委书记，我们和他的联络员接上了关系。
发动群众向地主借粮，要求提得高一些。先我们去调停，调停不了，区长去解决（区长带木壳枪）。这次斗争取得了胜利，地主就去告状，说这批人是共产党，国民党县党部出面联名告到省党部，说陆希澄包庇共产党。陆受压力辞职，我们跟着撤出。
乡村指导员撤出，又搞了县政工队，从遂昌搞到丽水。1938年冬成立丽水县委时书记是蒋治，我是青年委员。1939年下半年成立中心县委，书记还是蒋治，我是宣传部长。我和小费（费恺）去政工队也是蒋治定的。政工队工作主要在城市，宣传、壁报，搞得很活跃，形势非常好。汪精卫投降后，国民党出现了一次投降高潮，我们党提出‘三反对’。日本飞机散发反共传单，我们搞了次抬棺宣传。国民党县党部一个CC派头头，到专员公署告了我们的状。余森文（专员）把我们叫去说了一通，说我们先斩不奏。我们向组织上汇报，以后斗争方式就转变了。不搞轰轰烈烈宣传，而是采用灰色形式，深入到工农当中去。政工队员大批分配到各个区，碧湖一个区队，大港头一个区队，岩泉一个区队，城区本部，重点也在农村。城里的政工队工作也下去，如到丽阳门外畲族居住村庄工作。农村党支部就是这样的情况下建立的。1940年夏天，国民党要把政工队改组为社会青年服务队，成为三青团的外围组织，我们进行了一场反改组斗争，原政工队员没有一个人去参加。1940年夏天政工队被解散。这个斗争一搞，我就更红了。眼看形势险恶，1940年10月老傅（振军）给我开了介绍信（当时我只知道老傅，不知道他的名字），离开丽水去了皖南。”
杨德和同志很健谈，记性特好。当年在丽水工作期间经历的事情、往来同志的名字以及乡村地名都记得很清楚。
在南京，我们还去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和人，其余均系家庭妇女和儿童。南京图书馆。在图书馆查阅1935年的《东南日报》时，发现11月1日、3日、4日、7日、15日、17日报纸陆续刊发有关红军挺进师政治部主任黄富武被捕、关押、“将电请蒋委员长请示处置办法”、“在车站遂昌县长蒋孝安和他谈话”、“黄富武寄押丽水公安第一分局”以及被杀害后的遗体照片。牺牲时间是1935年12月12日下午3时，地点：南明门外广场（教场圩）。同时还看到了1935年丽水县基本情况资料，全县总人口125234人，其中男70203人、女55031人、党26人、政148人、军344人、警87人、农39316人、工4232人、商2613人、学1240人，其他23432
上海走访时间是1981年6月6日至11日。
我们五位同志是6月5日上午由南京坐火车到上海的。到达上海火车站的时间是下午1时20分。那年头，到上海头一件难事便是住宿。住旅馆都得去火车站附近的服务站排队，由那里统一开票，安排住在哪里就住哪里，除此之外，别无选择。我们以为搞党史材料，市委会给安排住招待所。于是五个人分坐两辆机动三轮车，直奔外滩上海市委。市委一位同志叫我们去贵州路住宿，说那里有一座旅馆是市委预约接待的。我和陈吉夫两人先去联系。好不容易找到贵州路，一打听并没有市委预约的旅馆，只有一个黄埔区旅馆介绍所。我把介绍信从窗口塞进去时，窗口立即横出一块牌子，上面写着“去北站服务站”一行字。我想再问几句，服务员就不理睬了。两人只好找去北站旅馆介绍服务站，只见里面排着长蛇阵，黑压压都是排队住宿的旅客。无奈我们只得去排。排了一个多小时轮到时，窗口内一男子看过介绍信又说我们搞外调来五个人太多，不给安排。我再三说明和恳求，又要我们出示五个人的火车票。而我们还有三人在外滩市政府门口，去拿已来不及，因他们5点钟就下班。求爷爷，告奶奶，最后总算开了恩，给我们安排到西康路沪西旅馆。我们两人回到外滩，五个同志一起乘公交车（那时上海没有出租车）去旅馆时，已是满城灯火。怎么也想不到这旅馆会那么远，坐了近二个小时公交车才到地点。下来更让我们吃惊：根本找不到沪西旅馆！找了半天原来是一个澡堂——沪西浴室，还要等到10点钟后澡堂关门旅客才能入住。这一夜睡的是上下铺铁床，房间里有一股难闻的气味。但由于大家都已被折腾得很疲劳，只要有一个地方躺下就好，别的都不在乎了。蔡康镒书记刚躺下便打起雷鸣似的呼噜，实在是太累了。好在这种情况很快就改变了。第二天我们在上海冶金工业局走访张美道同志时谈到住澡堂之事。张美道同志抗战期间曾任丽水西区区委书记，当时是上海市冶金局副局长，他立即叫身边工作人员小张去联系想办法，并叫我们先暂住他们局的临时招待所，并亲自带我们去看了房间、办了手续。下午当我们搬来行李入住时，冶金局办公室又介绍我们去市饮食服务公司。饮食服务公司安排我们住南京饭店。南京饭店是上海一流大饭店，住宿费每人5元。这在当时也可称天价，一般住宿费都只三、五毛钱。我和蔡书记住一个客房。他一听说一夜要五块钱就急了，对我说：“我们得抓紧结束回去，一个晚上五块钱，公家的钱也花不起呀！”
上海在丽水战斗过的老同志，主要有两部分。一部分是红军挺进师老同志，如原处属特委记、解放初曾任丽水地委副书记、丽水军分区司令员傅振军（上海市轻工业局副局长），原处属特委副书记，解放初曾任丽水专员公署专员宣恩金（上海市委组织部顾问），曾任闽浙赣区（省）委常委对丽水有指导关系的浙南人民武装司令龙跃（上海市政协副主席），当时都已离休。另一部分是抗战的热血青年，如曾任丽水县委委员的肖车（上海市政府秘书长），曾任丽水县委委员的费恺（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曾任西区区委书记的张美道，曾任西区政工队队长的董乐铺，还有曾在丽水燧昌火柴公司内的浙江省战时合作工作总队工作的地下党员廖北山（卜三）。这些老革命我们都见到过，并且都进行过走访。除了进一步搞清地下党的组织和活动情况外，有以下一些问题让我们难忘：
1. “新民主主义派”案件。宣恩金说，1940年省委破了一个“新民主主义派”小集团成立一个龙浦特委。处理了几个人，其中一个是楼国平，一个叫小史（史锦存），还有倪鸿兴（倪崇善），他没有到山里来，没有处理。陈忍也是，他跑到丽水投了敌人。这个案，浙江省委有材料。龙跃同志在华东医院病床上对我们说：“1939-1940年搞了一个‘新民派’案，包括陈忍，周源也有联系，把他调到山里去审查，在山里遇敌牺牲。这个案可能是错的。开始是议论丽水特委领导农民没有水平，后来毛主席《新民主主义论》出来（注），他们组织一个新民主主义小组学习。那时上海破获一个‘新民会’汉奸组织，把他们挂上去处理。这实际是知识分子与工农分子的隔阂，是冤案呀！”
2. 1940年4、5月间营救杜大公、舒文一事。党员上下齐心出力，使两位同志成功转移。当时都是单线联系，谁都不知道第三个人是谁。张美道同志说，他是周源通知他的，为了完成任务，叫自己爱人李培君和另一个女同志陈丽霞打扮成农村妇女，以姐妹关系去碧湖通知杜大公赶快转移。周源安排了小船在江边一个地点接应。这件事经我们走访，知道了所有参与的人。原来丽水专员余森文的秘书王秀英（丽水人）是派进去的党员。一天她收到一份通辑杜大公、舒文的电报，告诉余森文说：“我今天不登记了。”余森文（余也是秘密党员，但当时无人知道，党组织把他作为统战人物）把此事告诉蒋北暝，蒋北暝告诉了杨礼耕，杨礼耕告诉了周源，周源派人连夜赶去西区通知张美道。这样一条隐蔽营救线上的人，以往无一人知道，四十年后被我们了解清楚解了密。对此老同志兴奋不已，感慨不已，成了谈笑的故事。
3. 宣恩金说，当年松阳白岩的青帮、红帮是红十三军暴动后组织起来的。浙西南总的苏维埃政权在松阳白岩（玉岩）、斗潭、枫坪、安岱后等地。军区在白岩，下面王村口、关塘等地。
4. 丽水县政工队的领导关系。董乐辅说，全扬清是政工指导室主任，杨德和（礼耕）是队长。名义上扬归全领导，但党内扬职务比全高。
5. 董乐辅说，1938年丽水文昌阁事件是政工队演戏，中间戏台倒塌。当时他被压在下面。场上观众受惊，误以为炸弹爆炸，导致拥挤踩踏，踩死了十多人。董还说，他家开的会文书店出过两本书，一本是《抗战歌声》，一本是《怎样研究木刻》，作者也夫。还登了广告准备出版邵荃麟的作品《麒麟山》，后来没有出。
6. 在上海图书馆古旧部看到抗战时在丽水出版的《动员周刊》，知道了丽水城第一次遭日机轰炸的情景和当时的社会状况。
上海走访的对象，多属地区党史征集范围。我只整理了张美道同志讲述的材料。
走访结束回丽后，由我执笔写了一份《关于去京、宁、沪等地走访老同志的报告》，以丽水县党史资料征集小组名义上报中共丽水县委。至此走访工作告一段落。此后我不再兼做党史工作。
2008.3
(原载《丽水党史》2008年第2期)
（注）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在民国廿九年（1940）二月十五日出版的《中国文化》创刊号发表，原题《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