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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处州会馆小史(第一期)
作者:   来源: 莲都   发布时间: 2020-11-03 17:22:20

北京处州会馆小史

 

会馆是旅居异地的同乡人, 为联络乡谊以及防范异乡人的欺凌而结成的民间社会组织。北京为明清和民国初年的京师,浙江在京同乡人数众多,几乎所有的府县都在京城建有会馆,以便来京同乡能有暂时居住地和方便联络乡情。

北京的处州会馆始建于清道光年间(1821-1850),由青田人韩锡祚(清代杂剧、传奇作家,青田鹤城人,乾隆十二年<1747> 举人)首先倡议,后因韩锡祚出任江苏松江道尹,而由青田人端木国瑚(清嘉庆举人,善诗文,在北京任内阁中书舍人)和遂昌人吴世涵(清朝道光二十年<1840>进士)向处属十县乡绅募捐,购得北京外城骡马市大街的西砖胡同北头路西6 号(现北京宣武区西砖胡同17 号)的一座四合院式民居为馆舍。另据清朱一新的《京师坊巷志稿》载:西砖儿胡同有处州会馆,唐之悯忠寺也。会馆大门悬有木匾额,上书“处州会馆”四个大字,落款为“萧山汤金钊”。会馆前后两进,各有五间,中有天井,两侧为厢房,旁门开在簪儿胡同(现培育胡同)1 号。馆舍房屋大小共二十二间,另有南跨院有灰顶小房六间,民国三十二年(1943)又在馆舍南跨院空地隔出南北墙一道,添置小灰房两间。馆舍左侧为空地,约有八分(533 平方米),为当年武举参加会试时练武的场所,整个会馆面积约有1.31 亩(873 平方米)。会馆内常有处州各县来京投考的学子暂住,多时达二十到三十人,也有些家境清贫的学子,长住馆内,而无需交纳房租。民国前只许参加科举的学子居住,民国后只需经馆长许可其他同乡也可暂住。

自清末取消科举考试后,不再有投考的学子前来投宿,至民国初年时,处州会馆已是一片萧瑟,馆舍颓败不堪。到了上世纪20 年代,随着各级学校的普及,来北京就读高中、大学的学生和政、军、商各界来京者日益增多,由旅京学生组成的括苍学社也常借用处州会馆召开会员大会。面对破败的馆舍,在京同乡商议重修处州会馆,于是在1924 年由在京的60 名同乡联名发出《修建北京处州会馆募捐启》,向在京和在乡的各界人士发起募捐,发起人中既有军政界的要员,如夏超(青田人,曾任民国浙江省长)、樊光(缙云人,同盟会早期会员)、赵舒(缙云人,光复会早期会员)等,又有当时的在校学生,如何联奎(松阳人,北京大学学生)、沈作乾(丽水人,北京大学学生)等。

会馆的日常管理组织为处州会馆理事会,每月开会一次,凡在京任职的处州同乡和在校学生都可到会,并适当捐助一点茶点费,用以补助会馆的开支。民国前,会馆的维持经费善能自给自足,民国后则主要依靠同乡捐款,后又将会馆南跨院灰房六间及空地暂时出租给他人开设煤铺,所收房租用来支付馆舍修理费用,但各项开支仍是入不敷出。民国初年,韩尚忠由安徽都督府军务处卸职任北京陆军部咨议时,接管了馆务,并根据会馆的章程对馆务进行了整顿。至民国三年(1914),来京会考的同乡众多,于是召开同乡会推举众议院议员杜师业(青田北山人,清末法科举人)担任馆长,不久又推举杜持中将(青田北山人)任馆长。民国十三年(1924)后,二人先后解职出京回乡省墓,又推举北京大学农学院教授周桢及韩尚忠、潘成义三人联合管理会馆。民国二十六年(1937)七七事变,周桢和潘成义二人均匆匆南迁,仅留韩尚忠一人独自苦苦支撑馆务。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八月抗战胜利后,时任国防部总长的陈诚视察处州会馆,见馆舍残破,当即捐现款二十万元,用以资助修理馆舍。至1947 年,仍无同乡来北平(北京)接替韩尚忠管理会馆,故只能由其继续维持馆务,在馆内居住的同乡也仅韩姓一家八口。新中国成立后,处州会馆和在北京的各类会馆一样,结束了其历史使命,成为普通民居。清代和民国时期,除北京外,在全国多地也建有处州会馆,如龙游的处州会馆(今龙游中学),为处州木商所建,故又称木商公所;富阳新登的处州会馆,建于乾隆嘉庆年间;桐乡的处州会馆位于东门横街;桐庐的处州会馆位于今会馆弄口(因建有处州会馆而得名)右侧,屋宇高敝,系处州船民兴建,于上世纪80 年代被拆除;杭州的四府(金华、严州、衢州、处州)同乡会,位于杭州旧行宫(今西湖孤山南麓的中山公园)前的十三湾巷,馆舍甚大,内还附设有青田旅杭学生会,四府同乡会的隔壁是杭州青田同乡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