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 建 新

    1958年2月，在全国上下全面大跃进的形势之下，《人民日报》相继在一版发表两篇社论《论丽水经验》、《再论丽水经验》。中共中央的机关报在一个月之内连续发两篇社论，肯定丽水的“反瞒产”经验，这在党报的历史上也不为多见。在《人民日报》社论的推波助澜之下，丽水的“反瞒产”斗争经验迅速推向全国。回忆已过半个世纪的丽水“五风”之祸，教训尤为深刻。

    丽水浮夸之风的盛起，有着深远的国际、国内背景。国际上，苏共召开二十次代表大会，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像一枚重磅炸弹，揭露了斯大林的专横独裁，在人们的心底掀起巨大的波澜，为人们理性地认识斯大林时代的独裁提供了一种可能。匈牙利、波兰发生严重的反政府流血事件，也迫使人们痛定思痛，重新审视过去的一切。1956年9月，中国共产党召开了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了国内主要矛盾的新结论，作出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必须转移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的重大战略决策，坚持了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即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方针。恰在此时河北正定县发生三千多学生闹事和浙江仙居县农民闹退社，打干部事件，同时中央农业部门领导认为农业合作化大有冒进之弊，向浙江提出“坚决收缩”的方针，全省砍去一万多个农业合作社。这一系列事件表明，这一年的社会主义阵营可谓是多事之秋。这引起了毛泽东主席对修正主义的高度警惕。他在1957年9月召开的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指责稳步前进的建设方针为右倾保守，否定了八次代表大会的正确决策，通过了《1956—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决心高速推进农业生产发展。在政治思想战线上，发表了《论无产阶级专政》、《再论无产阶级专政》；在文化领域开展了反右派斗争；在农村全面进行以三批一打为内容的整风整社运动。以求藉此肃清修正主义思想、摧毁资本主义复辟的经济基础，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确保共产党不变颜色。

    在此背景下，1957年11月，浙江省委发出宣传《纲要》通知，12月召开的省二届二次会议提出了争取提早实现《纲要》的目标，并且强调整风是提起一切工作的纲领，要把全民整风运动坚决地贯彻到底。丽水县委紧跟形势，认真贯彻上级会议和一系列文件精神，组织群众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批判所谓右倾保守思想，制订和修订高指标农业生产规划。丽水县委对碧湖的“经验”很重视，书记、副书记都亲自去检查帮助并广为传播，还通过举办农业展览会，召开骨干分子辩论会等，迅速地点燃了丽水大跃进的“火种”。

    殊不知天道无私，史实无情，由此而引发的却是一场历经三年的“五风”之祸！何谓“五风”？浮夸、共产、瞎指挥、强迫命令、干部特殊化等风是也！

    “五风”首起者为浮夸风。当时丽水以张介青为书记的中共丽水县委，在取得反右派斗争胜利的基础上，急需有一个农业丰收的大好局面来证实反右派斗争的辉煌成果。而各区乡上报的粮食亩产却只有四百多斤，认为这是瞒报所致。于是，在全县部署了反瞒产斗争。通过“自己坦白，相互检举，个别搜查，批判斗争”等强硬措施，只反出“隐瞒”产量288万斤。这不但在数量上远远落后于县委要求，而且还带来严重的乱斗争，逼供信等强迫命令错误，个别乡还发生社员被逼自杀的恶性案件。县委迅速改变策略，在龙江乡培养出通过总结评比、队长自报产量、把原来417斤亩产提高到614.5斤的典型进行推广。对此，县委尚感不尽人意，要求把“隐瞒”的产量落到实处。于是又在碧湖镇培养了发展龙江经验、编造私分草账、把“隐瞒”的产量落实到社员头上的典型，使全镇由第一次上报亩产476斤，“核实”到943斤。于此同时，将1958年确保亩产800斤的指标修订为1200斤。至此，县委把1957年的全县粮食亩产由原来的400多斤“核实”为664斤。1958年1月29日，丽水县委《关于开展全民整风运动推动生产大跃进的工作报告摘要》在《丽水报》第二版刊登，并加了“编者按”，肯定丽水县的经验很值得各地参照。1958年2月《人民日报》又发表了《论丽水经验》、《再论丽水经验》两篇社论，进一步肯定“丽水经验”，并向全国推广，号召各地效仿。

在这样的推动下，全国各地到丽水碧湖学习“反瞒产”经验的人络绎不绝。省委领导多次打电话询问，省农业厅也派出领导干部和技术人员赴丽水总结早稻丰产经验。当时被打成顶级右派的省长沙文汉也曾到丽水。各县闻知也纷纷来丽水参观，当时来丽水到雅溪、碧湖参观的就有建德、武义、瑞安等10多个县的代表数百人，温州地委还来丽水召开由各县委书记参加的现场会。在这种形势下，丽水的浮夸之风吹向了全国。

    丽水县委受到《人民日报》的肯定与褒奖，更在三面红旗的激励下，大力宣传“一天等于二十年”、“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等狂热口号，鼓舞人们的盲目斗志，1958年5月2日，《丽水日报》在头版头条便爆出“丽兴社大跃进的第一炮响彻云霄、小麦亩产1400斤”的新闻。接着，各地捷报频传，亩产越报越高。县委通讯组报导雅溪区双溪乡黄村社早稻亩产预计可达3000—5000斤的消息在《浙江日报》登出。据此，县委于6月27日写出《关于超规划运动向省委地委的报告》说：“根据各地数株、算穗、点粒的结果，预计全县早稻平均亩产可达一千斤，比上年385斤增产二倍。决心奋战一百天，争取晚稻超早稻，平均亩产二千斤，全年实现亩产三千斤，争取三千五百斤。”并把这份报告在报纸上登，在广播中说，各区乡不甘落后，纷纷响应，争取实现万斤乡、万斤镇。牛皮越吹越大，把浮夸风推上了顶峰！

    1958年10月3日，全县实现了人民公社化。把原有469个农业合作社合并为城关、信孝、碧湖、曳岭、丽云、雅溪、云和、梅源等8个人民公社，实行政社合一，工农商学兵一体。人民公社的一大二公体制造就了一平二调的共产风。人民公社有权平调全社范围内的劳力、土地及一切物资。全县新建食堂1917个，实行吃饭不用钱的供给制。如城关公社在办公所在地——虎啸门办了一个中心食堂，凡本公社社员均可随时用餐，不到半个月，就吃了从各大队平调来的数万斤粮食。如为了实现后甫大队的小麦丰产畈的冬种指标，从水东、联城、丽东等大队抽调50多个劳力、10多头耕牛，自带农具，无偿帮助深耕土地和播种，其名曰开展共产主义大协作。该社还从各队平调土地212亩，劳动力800人挪为他用，误认为这就是跑步进入共产主义。

    瞎指挥风的兴起，源于大跃进的盲目与人民公社的权力。集中表现在领导者的长官意志上，那时，在人民公社中实行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一切生产活动均实行大兵团作战，完全剥夺了农民的生产与生活的自主权。如城关人民公社在1958年10月根据县委指示，提出亩产万斤麦、千斤棉的指标，把下河大队划为万千斤棉的棉花丰产片；把海潮、后甫、九里等九个大队2297亩土地划为亩产6000—10000斤的粮食丰产畈，实行操作规格化，种植区域化，耕作园田化。全县还在各地搞“移苗并丘”创高产，如海潮大队将正在孕穗的六亩稻禾移到村头的一亩田中，把稻禾挤得水泄不通。那时天气炎热，堆进六百多担栏肥发酵，不到两天，稻禾就被烧得见黄发蔫。于是，采取日夜车水过田，以换水降温，沿田岸安装一排鼓风机，日夜鼓风，以通风换气；在稻丛中安插竹竿搭架，以防倒伏。不到十天，全部稻禾腐烂如泥。

    1958年秋，县委动员全党全民开展大办钢铁运动，县委书记张介青、县长高乘骢，副县长隋立楷坐镇指挥。钢帅升帐、万业让路。号令一下，全县土高炉如雨后春笋，到处林立。光在城关、联城、丽东三个管理区就建有14支小高炉。日夜浓烟滚滚，炉火通明。县委要求丽东管理区8支小高炉在五天中炼出10吨铁，下面缺铁砂木炭，动员群众砸锅献铁，摊派每户上交10斤，结果共收铁22000斤，五天炼出12吨铁，受到县委的表扬。为了保证炼铁需要，把万象山的风景树都砍光烧炭，县委还组织十万大军到云和洗铁砂。其时，正当晚稻与番薯的收获季节，队里留下的只有老弱病残，根本不能胜任繁重的秋收任务。结果只能让晚稻在田里发芽，番薯在地里腐烂，落了个丰产不丰收的年景。

由于浮夸、共产、瞎指挥之风的横行，激起广大群众与基层干部的极大不满，逆反情绪非常严重，消极怠工现象普遍发生，不少干部为了完成任务，不得不采取强迫命令，个别地方竟至逼死人命。不少敢于讲真话者，被定为白旗，进行批判斗争，撤职处分，全县被处理的干部与群众达2130多人。

那时的物资十分奇缺，而公社掌有物资大权，不少干部利用手中之权，可在供销社买到群众买不到的商品。有的食堂专设小灶供干部享用，他们在那里可以吃到社员吃不到的大鱼大肉。群众看在眼里，恨在心里，慑于权力淫威，也都是敢怒不敢言。

    由“五风”所带来的恶果是空前严重的。它搅乱了全县人民的正常生产与生活的秩序，毁弃了我党实事求是的优良作风与任人唯贤的干部政策。通过拔白旗，插红旗的反右倾斗争，打击了一批讲真话、顶“五风”、勤勤恳恳为人民的好干部，造就了一批说谎话、弄虚作假、搞“五风”、谋私利的接班人。尤为严重的是由浮夸的虚假高产常来的粮食高征购，逼着社员卖口粮，逼着集体卖种子，造成严重的病饿流荒。据有关统计，全县因饥饿而浮肿者达16670人，外逃谋生者达7297人，在一些“五风”重灾区，还饿死了不少人，个别地方竟发生人吃人的惨案，搞得群众怨声载道，破坏了党群关系。

    古人云：欲速则不达。持续三年的“大跃进”运动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党和广大干部群众改变落后面貌的迫切性，但是由于它违背了经济建设的客观规律，不仅没有实现经济发展的高速度，反而使国民经济遭受严重的挫折，使人民生活受到很大的影响。具体表现在：人民生活严重困难，生态资源遭到极大的破坏，干部官僚主义严重，强迫命令风盛行等。“大跃进”是我国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一次曲折，它的失败为党领导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提供了历史教训和借鉴。在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上我们只有坚持实事求是，坚持群众路线，时刻保持谦虚谨慎，遵循客观规律，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步伐才能走得更稳，走得更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