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国涌

近代以来，我觉得中国有过两次和平转型的机会，却失去了，非常可惜。

中国是一个暴力传统非常深厚的国度，有文字记载的历史表明任何一次的朝代更迭都是暴力完成的，不是农民造反，就是宫廷政变、黄袍加身。和平转型对中国来说完全是个陌生的概念。

近代以来两次和平转型的机会，第一次是出现在晚清新政到宋教仁被刺杀这个历史阶段，第二次是出现在抗日战争结束到1946年政协会议，之后政协决议未得到实施，国共谈判破裂，以内战告终。

和平转型成为可能是需要条件的。第一个条件是必须产生几种不同的社会力量，他们相互之间能进行较量、博弈，如果有一方特别强大，能绝对主导整个局面，那么社会就不可能出现和平对话的方式。

从晚清到民国初年这个阶段大约十来年，当时的晚清政府实际上已经被西方列强大大地削弱，已不是能绝对说了算的力量。这时候在民间兴起了一股强大的力量，就是立宪派，这股力量是建立在新兴的经济基础之上的。第三种力量就是社会的强烈不满分子，包括孙中山在内的主张用革命方式来改变现状的力量。当时至少出现了这三种力量的博弈。每一种力量中又有不同的小力量，比如说清政府内部，由于中央政权的削弱，地方政府的崛起，逐渐地形成了地方大、中央小的局面。直隶总督袁世凯和他代表的北洋势力几乎超过了皇室的力量。

所以，我们看辛亥革命，严格意义上不是一场纯粹暴力的革命，只是有限暴力：武昌工程营的几个士兵首先起事，长江流域就传檄而定，各地纷纷独立了。各地独立的基本力量实际上也不是革命党人的力量，而是新军和立宪派的力量为主，这些力量在当时的中国已经举足轻重。

孙中山代表的革命阵营里也不是铁板一块，并不是都听孙中山的，他仅仅能掌握同盟会的一个派系，名义上他是同盟会领袖，但是在同盟会当中有很多不同的派系并不臣服他，包括直接导致武昌起义的组织，叫中部同盟会，这个组织跟他就没有太大的关系，是宋教仁、陈英士他们成立的。

以往的历史教科书说，1905年，孙中山的同盟会、黄兴的华兴会和章太炎、陶成章的光复会在日本东京合并成为同盟会。事实是，这三个会从来没有以会的形式合并过，也就是说不是组织上的合并。仅仅两年以后，1907年，孙中山和章太炎、陶成章之间的分歧越来越大，为了经费的支配、筹集等问题，矛盾非常深，所以就分家了。

在立宪派内部也没有一个领袖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全中国的能力。立宪派是晚清新政的产物。1900年，八国联军把慈禧太后赶到西安之后，她才意识到必须执行被她亲手扼杀的戊戌变法的遗产，甚至走得比戊戌变法更远，这才有了晚清新政。许多措施超过了1898年光绪皇帝一百零三天当中颁发的那些诏书范围，已经进入了实质性的改革层面。

当时清政府和社会已经出现一种良性互动的关系。当然慈禧太后做这些并不是心甘情愿的，但有了朝廷和社会之间的这种互动，到了清朝快要崩溃的前几年，事实上已出现了一种和平转型的可能性，可是它的步子慢了一点，被革命的步伐超过了。

和平转型的第二个条件，就是遭遇一个大的契机，这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国际性的背景。晚清到民初，对中国影响最深的是大英帝国。由英国解密的蓝皮书可知，英国驻华机构每天都在观察中国政局变化，然后向伦敦的外交部汇报，他们对中国时局走向的分析，简直比我们中国人还要了解中国人，比中国人还要关心中国人。英国的态度又能影响法国、德国以及其他列强的态度。英国人对中国的国策是什么？它的一个主要想法是中国不能大乱，要保持适当的稳定和秩序。这样的国际背景事实上为中国的和平转型提供了另一个条件。因为英国对中国的影响力非常大，它的态度直接影响一些中国的强人，包括像袁世凯这样的人物。

和平转型的第三个条件是经济上出现变化。清朝灭亡之前，中国民营企业已初成气候。清王朝居然从1905年到1909年间制定了一系列经济法律、法规，连破产法都有了。新的工商业的崛起意味着建立在农业文明基础上的政治运作方式面临着被淘汰的可能性。王朝必须要更新自己的统治方式，更新政治结构。慈禧在1906年9月1日颁布的预备立宪诏书可以说就是一种回应。

清朝末年发生了三次非常大的国会请愿运动，运动的骨干大多数是社会上相对有钱一点的人，至少是中产阶级以上的人——士绅、资本家，开当铺、钱庄的人。这些人是有钱人，有身份的人，同时又都是读书人，他们有文化，又有经济的支撑。在这场历时两年的国会请愿运动中，我们可以看到晚清政府所面临的挑战主要不是来自革命党人，而是来自社会中层强烈要求社会变革的这种挑战。他们要发展经济，要争得更大的发言权都必须要推动君主立宪，就要把预备立宪变成真的立宪。我认为恰恰他们是真正的革命，因为他们会带来一些全新的制度，而一些主张重新洗牌、暴力革命的人反而可能是要复制前面的制度，这一点，历史已经向我们一再地证明过了。

从辛亥革命到1913年春天那段时间，可以说是中国有史以来政治上的黄金时代。中国的报纸一下子出现了五百多种，政党和具有政党性质的社会团体一夜之间冒出了几百个。宋教仁所领导的国民党占了二分之一以上的席位，掌握了参众两院的多数。那个时候的法律是总统制和内阁制相结合，内阁总理要由多数党的领袖担任，国民党在大选中获胜意味着作为实际党魁的宋教仁将成为总理。当时还有一条法律规定，总统签署的任何法律都必须经过内阁副署。那就意味着袁世凯总统的绝对权力受到限制。所以宋教仁非常兴奋，以为凭宪法、国会和内阁这三样法宝就可以约束旧官僚、旧军阀，让中国走上宪政的轨道。

1913年的春天，宋教仁实际上已经胜利在握，但就在这一刻他被暗杀了。中国第一次和平转型的机会，被1913年的3月20日上海火车站的一声枪响终结了。

众所周知，宋教仁被杀之后，孙中山代表的革命派就选择了暴力反抗，组织了“二次革命”。之后出现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军阀混战，一直到了1927年以后，国民党用武力造成了一个新政权。

到1937年以后，民族危机，又出现了新的变数，给中国带来再一次和平转型的新机会。这个机会是，抗日战争提供了一个国际大背景的条件，当时美国所代表的国际势力主张中国走和平的道路，这是大势所趋。第二个条件是当时的中国存在着几大势力，最大的当然是国、共两党，双方都掌握着庞大的势力，但是我们千万不要忽略了在这两个集团之外还存在着非常有号召力的第三种力量。这第三种力量也不是铁板一块，而是由无数不同的群落构成的。其中最大的一股就是中国民主同盟。民盟在当年的实力可能是今天的我们难以想象的，因为它当时起的是国共之间平衡的作用，张澜、沈钧儒、罗隆基、章伯钧这些人在当时都是庞然大物，都是显赫的政治人物。

政协会议就是因为当时中国存在好几种不同的政治力量，才需要坐下来协商。“政治协商”这个名词不是共产党人起的，而是法学家出身的国民党高官王世杰起的。那个“政治协商”是真的协商。最后终于达成了五个历史性的文献，包括制定一部新宪法的基本原则，非常的细致，里面的很多东西今天看来都非常好，不仅仅具有历史的价值。如果按这五个方案去做，抗日战争的胜利就给中国带来了一次空前的和平转型机会。

但我们知道，历史的结局是没人执行这五个协议，最终还是以武力决出了胜负。

历史留给我们中国人和平转型的机会是很少的，我们几千年的历史都是暴力造成的。连伟大的、创立民国的孙中山，1920年初在上海见到张国焘、许德珩这些“五四”学生时，也对他们说，你们搞五四运动，上街游行喊口号很了不起，有点作用，但这只是赤手空拳，我给你们五百支枪，你们敢去干吗？

连孙中山这样呼吸到西方文明的政治领袖身上也带有很强的暴力倾向，最终走的道路就是黄埔建军。要让中国人从暴力的传统当中超越出来，确实非常艰难。

两次和平转型的机会在几十年之内先后流失，可能是我们中国人的宿命。

我非常喜欢六个字“尽人事、听天命”。在大的历史变迁当中，有时候，人的计算、努力都是非常有局限性的，但总能在历史的进程中刻上一刀。历史是一根链条，每一个环节都不可缺少，它是由每一个人的每一个细节的努力共同构成的。一个社会能不能在关键时刻实现制度的转型，有的时候就取决于千千万万具体的个人看起来微不足道的努力。如果那些努力都是理性的、清醒的、适当的，那么历史向正确的方向转化的可能性就会大大地加大。

我看晚清到民初的这段转型，人们并不讲主义，所追求的方向其实是很清晰的，就是要把中国从古老帝国带入一个新的民国。从帝国到民国就是一个全新概念。抗战胜利后就是要把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政府变成多党执政的联合政府，目标都很清晰。

中国人失去了那两次机会之后，历史就走到了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