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蓉

浙西南游击区是由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的先头突围部队为主组建的中国工农红军挺进师，奉党中央指示于1935年3月开始创建的。它既是中央红军到浙江开辟的第一块革命根据地，又是1935年革命低潮时期全国为数很少的一块新建立的革命根据地。它的创建，鼓舞了人民，打击了敌人，配合了闽东、闽北等闽浙赣相邻老苏区的斗争，从策略上配合了红军主力长征。浙西南游击区的斗争，也为这个地区成为中国革命在南方的一个支点，在以后的斗争中继续发挥作用，成为抗日战争时期党的活动基本地区、解放战争时期的游击根据地，奠定了坚实的组织基础和深厚的思想基础、群众基础。

一、浙西南游击区的基本情况

1935年1月，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在浙皖赣交界的怀玉山地区斗争失败。先头部队突出重围回到赣东北苏区。中央分局根据中央政治局1935年1月15日的指示电，责成闽浙赣省委立即以先头部队为基础组建成中国工农红军挺进师到浙西南、浙江长期行动，开辟新的革命根据地。师长粟裕、政委刘英。部队于2月27日出发，3月上旬抵达闽北，与闽北红军会合。为加强挺进师活动区域党、政、军工作的领导，决定成立以刘英为书记的政治委员会。

浙西南是一个重要的战略地区，驻有较强闽浙两省国民党保安团队。浙江、福建两省保安团队对红军围追堵截，紧咬不放。为扫清外围，进入浙西南，三四月间，红军在浙闽边境六七个县进进出出，往返作战。3月25日，红军在浙西南的龙泉县宝溪乡溪头村歼灭驻防的浙江保安基干队一个中队，取得入浙首战胜利。4月28日，红军挺进师在浙西南的庆元县斋郎地区，击溃浙江、福建两省保安团队和地主武装大刀会共3000余人的进攻，杀伤俘500余人，迫使敌保安团队在以后的一段时间里转为退守。斋郎这一关键性一仗，打开了红军进入浙西南开辟根据地的通道。

5月上旬，红军进入浙西南腹心地区松阳、龙泉、遂昌三县边界地区，受到曾参加过1930年武装暴动、有强烈而朴素革命要求的贫苦农民组成的青帮组织的热烈欢迎。红军挺进师有了初步依托，立即开始了浙西南游击区的开辟创建工作。通过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打击敌人，将武装斗争和根据地建立相结办法，在根据地的中心区域，建立了中共浙西南特委和浙西南军分区。各地普遍建立了共产党地方组织和区、乡、村苏维埃政权，建立了松（阳）遂（昌）龙（泉）红军游击总指挥部和各村红军游击队、贫农团、共青团、妇女会、儿童团等各种革命群众组织。广大贫苦农民组织起来，建立了分田委员会，开展了查田量地造册、插标分青苗和分田分地的土地革命。革命根据地里出现了“分田分地真忙”的热烈场景。

同年9月开始，根据地遭受国民党7万重兵的“围剿”血洗。存在四五个月的浙西南革命根据地中心区域逐步到12月丧失。但浙西南的革命红旗始终未倒。自此后，中心区域和游击区域一直成为红军挺进师坚持革命武装斗争的游击根据地，红军挺进师第二纵队和游击队活动中心转移到龙泉、江山、浦城、遂昌边境，在江山周村到遂昌胡岱口方园百里的游击区里。粟裕四次率部返回浙西南，转战各地，恢复老区，扩展新区，建立两面政权，最后坚持在以遂昌门阵为中心的宣平、遂昌、汤溪三县交界游击区，以老区为基础不断扩展游击根据地，直至门阵和谈，浙西南红军游击队成为新四军的组成部分。浙西南特委四任特委书记宗孟平、黄富武、许信焜、张麒麟前仆后继坚持领导这个老地区斗争到抗战爆发。

二、浙西南游击区的地位和作用

浙西南游击区的开辟，是中央分局、中央军区根据斗争形势的变化，向党中央提出的。中央分局、中央军区的决策在得到党中央批准同意后，责成闽浙赣省委组建红军挺进师去开辟的。这块游击区位于浙闽赣三省交界，浙江的西南部。其中心区域为今浙江省丽水市的松阳、龙泉、遂昌全部，衢州市属的江山县一部，福建省属浦城县的一部，5个县，纵横200余里。其游击区域西至赣、闽边境，南到浙闽边界西段，北抵浙赣路中段，东到栝苍山西、东两翼，包括今丽水市属的其他各县，即云和、庆元、景宁、丽水、青田、缙云，福建省属的松溪、政和、寿宁，浙江省温州市属的泰顺，衢州市属的衢县、龙游，金华市属的汤溪、宣平、武义、永康、磐安，台州市属的仙属、天台等县的全部或局部，范围涉及20多个县。这块游击区里的红军和游击队，在以后失去党中央和上级党组织领导的情况下，在人民群众的支持下，经历了由正规军到游击队和国内革命战争到抗日战争两次转变，又经受了浙江、福建两省国民党九、十个保安团队的围追堵截和“进剿”，“闽赣浙皖四省边区剿共总指挥部”副总指挥罗卓英统一指挥的、以国民党十八军为主体共32个整团约六七万人的兵力，连同地主武装号称40个团的第一次“围剿”，闽赣浙皖四省边区主任刘建绪调集重兵的第二次“围剿”，与敌人展开了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斗争，胜利地坚持到全国抗日战争的爆发，推动了抗日救亡运动的浪潮。有了浙西南游击区，红军在浙江站住了脚，然后才有条件派出部队去浙东、浙闽边区创建浙东、浙南新的游击区。浙西南游击区成为中国革命在南方的一个战略支撑点，在以后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一）浙西南革命根据地是中央红军在浙江开辟的第一块革命根据地，为以后的浙江革命创下了基础。

红军挺进师进入浙江时，浙江早期的党组织和革命力量已经被国民党反动派破坏，是中央红军首先在浙西南重新点燃革命烈火，然后再分兵去开辟浙东、浙南。有了浙西南，才有以后的浙东、浙南。从此浙江党从小到大，不断发展，再也没有歇止，直到今天。它在浙江党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二）浙西南革命根据地是全国革命低潮时期中国南方为数很少的一块新建立的革命根据地。

浙西南革命根据地是1935年春夏创建的，而此时正是中国革命处于低潮时期。党中央和中国红军主力正在长征途中，处于爬雪山过草地艰难危急之中。留在长江以南坚持斗争的各游击区共有十几块，除浙西南是新开辟的之外，其他都是老苏区。这些老苏区里的党组织和红军游击队正处于最艰苦、最困难隐蔽斗争时期。如果将此时的浙西南放在全国革命形势图上看，低潮的全国形势中，在浙西南却出现了“分田分地真忙”和“父送子、妻送郎参加红军”的热烈革命场面。这对于低潮中的党、红军和革命人民群众，是个极大的鼓舞，对于骄横的敌人是个沉重的打击。国民党《东南日报》惊呼：“浙江素称平安之区，自粟、刘窜浙后，匪化已波及全国，以目下形势来论，浙江共匪不亚于四川、江西之匪，若当局未能迅速肃清，前途实堪可虑。”闽赣浙皖四省边区剿匪总指挥部副总指挥、十八军军长罗卓英在1935年9月24日丽水会议上说：“当时刘英粟裕等敌有数百人，现在统计数达三千以上，据调查所得，四分之三是浙江工农阶级被其诱惑，滋扰二十余县，其进展速度，比江西还要厉害……”浙西南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及其斗争，在全国党史上应有其一定的地位。

（三）浙西南的斗争，牵制了国民党相当数量的兵力，对于闽浙赣皖四省边区斗争的开展有重要意义，在战略上策应了中央主力红军的长征。

首先是浙西南的斗争得到闽北老苏区的策应、闽东老苏区的呼应和合作。他们帮助了浙西南。同时，浙西南也帮助了闽东闽北。浙西南与闽北、浙西南与闽东，都召开过党的联席会议，共同商讨研究如何互相配合共同斗争问题。在干部、人员和武器装备等方面都有交流。红军挺进师第四纵队奉师政委会决定，就是一直在闽浙边活动，负责与闽北党和红军联系的。正如刘英所说：“浙西南斗争极为重要……尤其是挺进师到达浙江以来，不仅牵制了进攻闽北、闽东之敌，而且对于闽浙赣皖四省边区斗争的开展也有极重要的意义。”

1935年七八月间，蒋介石鉴于地方保安团对付不了红军挺进师，决定调动主力部队围剿浙西南。国民党军委会先后任命卫立煌、罗卓英为“闽赣浙皖四省边区剿匪总指挥部”正副总指挥。这个总指挥部原先设在江西上饶，着重对付抗日先遣队，以后移驻福建南平，重点对付闽赣边境，7月下旬移驻浦城，9月中旬移驻浙江江山。该总指挥部制定的“第一期清剿计划”确定“以各边区大部对粟、刘”，并委第十八军军长罗卓英统一指挥。敌人集中了32个整团共约六七万人的兵力，连同地主武装号称40个团，妄图围歼在浙西南的红军挺进师和地方游击队，彻底摧毁浙西南革命根据地。国民党十八军是陈诚起家的老本，以后被称为国民党军五大主力之一。其师、团长中如黄维、霍揆彰、李树森、宋瑞珂、胡琏、阙汉骞、高魁之等，后来都是国民党军中的著名人物，由此可见蒋介石对此次“围剿”之用心。1936年12月，国民党又集中43个团10万人的兵力，由闽赣浙皖四省边区主任刘建绪主持剿共。这次“围剿”，浙西南又是敌人进攻的重要目标。因此说，浙西南的斗争，牵制了国民党相当数量的兵力，一定程度上牵制进攻闽北、闽东红军的敌人，在战略上策应了中央主力红军的长征。

（四）浙西南游击区的斗争，影响了以后的游击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使浙西南成为中国革命在南方的一个战略支点。

1935年9月，以国民党十八军为主体的国民党重兵7万血洗浙西南，大部分红军挺进师指战员和浙西南子弟兵牺牲在这片红土地上，革命根据地大部丧失。但是，斗争并没有停止，红旗仍然竖立。幸存下来的红军挺进师指战员一部分继续坚持在龙泉、浦城、江山、遂昌边境老地区打游击，一部分坚持在遂昌、宣平、汤溪边境老地区打游击。这时的浙西南革命根据地成为新的意义上的浙西南游击根据地。师长粟裕率部四次重返浙西南，最后就在遂宣汤游击根据地坚持斗争。红军在浙西南经过艰苦的三年游击战争，坚持到抗日战争爆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