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建新
丁酉之春，刚从一九五六年完成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广大农村，便起退社之风。中共高层领导，也有认为农村合作化过于冒进，不利生产，提出坚决收缩方针。毛主席却认为社会主义形势大好，农民退社乃两条路线斗争之反映。收缩方针被斥为小足女人走路，是右倾思想作祟。于是，各地开展了以三类社为重点的整社工作。其时，我在县委调研组任副组长，县委派我带工作组去余庄整社。
余庄是当年丽水县水东乡的一个小山村，包括干坑自然村，共六十八户人家。在社会主义改造高潮中，除两户地富不准其入社外，建起了六十六户的合作社。这里地处余庄岑头，天堂山下，离城二十五华里。全村二百余亩耕地，分布远离村庄的高岗之上，山弄之中。水利条件极差，村民劳作很苦。而他们世代相承，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安于小农经济而自足。如今转为集体生产，失去事事自主而不适，常觉处处吃亏而不满。更受各地退社之风影响，纷纷要求单干。于是，导致全社涣散，成了全县突出的三类社。
县委要求，务必在春耕插秧前整顿好合作社。工作组进村时，清明已过。见水田尚未翻耕，秧田无人管理。群众心情焦急，怨声载道。老农聂青田，思想不通，怒火攻心，竟光着屁股，一边手舞裤子，一边大声呼喊：“你有难，我有难，有难有难都有难！”干部消极畏难，甩手不干。顾社长叹苦：“前几天乡里来工作组，逼着我们干部布下谷子就走了。群众只管自家告付业搞副业赶“行”。“捺鸡不孵儿”，我们也没办法。其实，在去年冬天，合作社就已名存实亡。
那时，我对党的方针政策深信不疑。而于科学理论却知之甚浅，还不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为何物。其实，当年合作社涣散的原因，在于合作社这一生产关系根本不适合余庄生产发展需要的必然结果。而我却误认为是群众社会主义觉悟不高，干部办社经验不足所造成。故在实际工作中，只强调对群众的集体经济优越性教育，以求提高觉悟，巩固合作社。因此，经过二十多天说服工作，才动员十多户社员表示回社，收效甚微。眼看小满将至，秧苗开始拔节，如再不抓紧生产，势必有误季节。“人误农时一时，农时误人一季。”其后果不堪设想。在工作组碰头会上，我毅然提出：在插秧前把全部或大部农户说服回社已无可能，我们既不可强迫群众集体插秧，又不能长此僵持下去耽误生产。唯一出路只有根据社章“入社自愿，退社自由”的原则，让坚持退社者退出，使集体与单干各自安心生产。会上有人提议：此事是否要向县委请示？我说：“从当前实际出发，必须当机立断，不作请示为妥。只要不误生产，大不了犯个组织纪律性错误。如果请示不同意，我们又不能于群众死活而不顾，这岂不要犯有意违抗领导之罪？”于是，大家统一认识，就在当晚召开社员大会，在强调社会主义集体经济优越的同时，阐明社章“入社自愿，退社自由”原则，由群众自选回社或退社。结果，回社者十六户，退社者五十户。那夜，群情高涨，会也开得很晚，不少人会后不睡觉，未等天亮，就举着火把下田了。
第二天上午，我返县向互助合作部吴玉英副部长汇报。他听后说：“这样重大的问题，你怎不事先请示呢？”我说：“实在是季节太紧迫了。”他摇摇头说：“你还是直接向书记汇报去吧！”县委张介清书记未等我说完，就沉下脸责问我：“谁让你把社整垮的？”我说“我没有把社整垮呀！”他说：“你让五十户社员退了社，这不是整垮是什么？”我不服气：“你们当领导这样说，也太不实事求是了，我们从下面实际出发，是不得不这样做的。”他手一挥，说：“你们是你们，我们是我们，你出去！”我憋了一肚子气，愤然离开。
在回村的路上，我反复思量，我有错吗？错在何处？那时，正在贯彻毛主席的《论十大关系》，根据这一文件精神，结合余庄整社实际，对那些说而未服的群众应继续耐心说服，还是急于求成而实行压服？我认为只有说服才会口服心服，压服总是口服而心不服。“强按牛头不喝水”。在实践中被压服的严重后果不是比比皆是吗？更何况毛主席在《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中就曾说过：“如果大部人不愿意干，只有一小部分人愿意干，那就让大部分人退出去，而将小部分人留下继续干，即使这样也是好的。”我这样做，何错之有！
在水东乡里，碰到《浙江日报》记者朱剑群，我向他介绍了余庄整社情况，征求他的看法，他认为我们的工作没有错。于是，我便就时间与任务之间的矛盾应如何正确对待一题写了一篇稿。朱剑群看后，说稿子很好，由他负责寄往浙江日报社。
傍晚返回余庄，一路上见社员们、单干者都在翻耕水田，割蒿草，插苗，心里感到一阵欣慰。几天后，我被召回参加县委机关的整风反右学习。那篇寄往浙江日报的稿件也被转到县委，在反右中成了攻击县委的毒草。没过多久，我便在铺天盖地的大字报与一片上纲上线的批斗声中，被扣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帽子，开除党籍，扣发工资，遣送海潮大队监督劳动。其主要罪行便是：“有企图有计划地搞垮余庄合作社，破坏社会主义制度”。那时，即使我满身是口，也无争辩余地。从此，便开始二十多年的“政治运动员”生涯，成为历次阶级斗争祭坛上的祭品。
五十多个春秋，曾有过多少遍自责，多少遍思量。唯恨空怀为民之志，却乏善于处事之智。借用佛家“渡人先渡己”一说，恰如不识水者下水救人，自不量力，反遭其祸，不怨他人。
深思生命有限，精神永恒。人生处世，其福可剥，其禄可夺，而心不可亏。聊以自慰者，未因一己之利而有亏于民，有亏于心。虽因余庄整社而失去者甚多，但也因此而得长居底层，广见上层难见之事，广闻上层难闻之声，裨益匪浅。失者诚可叹，得者亦足珍。塞翁失马安知非福。故也无怨无悔，不虚此生。
今临八旬之年，回首往事，历历在目，难禁几许沧桑之感。谁是谁非，孰功孰过，于己，已无意义。于史，有否可鉴之处，当由后人评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