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雪伟

     1962年9月，中共八届十中全会提出，各项工作都要以阶级斗争为纲。

1963年上月，中共中央发也《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根据《决定》精神和上级党委的指示，丽水县在农村逐步开展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1964年9月1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印发《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修正草案）》的通知，指出这次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是一次深刻的社会主义革命运动；这次运动应当以阶级斗争为纲，抓住五个要点：对敌斗争、社会主义教育、组织贫下中农阶级队伍，“四清”（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干部参加集体劳动。特别强调了在充分发动群众同时做好干部的思想工作的基础上，进行“四清”，正确处理干部的退赔问题。整个运动分两大阶段：第一阶段，主要解决干部中的“四不清”问题和开展对敌斗争；第二阶段是组织建设，整顿好党的基层组织、社队组织和民兵组织。《通知》要求各级党组织要组织坚强的工作队，整个运动都由工作队领导。

丽水县委根据上级党委的部署，确定这场“四清”运动先在水阁公社搞点，然后再全面展开。从1964年11月上日开始，抽调县机关干部6人，其他公社副社长11人，区社会计辅导员21人，加上水阁公社干部8人，共计46人编成试点工作队。县委分管农村工作的副书记毕松耜同志参加搞点，我当时在县委农村工作办公室，也参加了。到12月8日，县委根据地委指示，又集中各区委书记、公社党委书记37人和县机关干部22人到水阁公社搞点。地委派来工作组，形成四级干部集中搞点的气势，在社会上震动很大。水阁公社有10个生产队，平均每个生产队有2名工作队员。每个生产大队组织一个工作组。

工作队员自带铺盖，下到生产大队以后，住在政治上纯洁的贫下中农家中。工作入手就是扎根串连、访贫问苦，访问那些被“四不清”干部认为是是“不听领导”、“不积极参加集体劳动”的贫下中农，象土地改革工作队一样，钻到破屋、茅草寮里面，促膝谈心，白天跟到田头并肓劳动，边干边谈。然后逐步扩大积极分子队伍，召开小型座谈会，说明搞好“四清”的重大意义，教育贫下中农消除怕被打击报复、怕“光响雷不下雨”、光清不兑现等顾虑，对此干部与社员在吃、穿、住、用、劳动、工分、现金分配、实物分配等方面的差距，揭露干部“四不清”问题。同时教育生产大队、生产队干部主动“洗手洗澡”，自觉交代问题，提出“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

各生产大队成立“四清”分配小组，在县委工作组指导下，领导本大队整个“四清”和年终收益分配工作。

各生产大队工作组长隔几天就到公社碰头，向队委汇报工作。每开一次组长碰头会，工作就“加温”一次。当时强调要充分发动群众，揭开阶级斗争盖子，清理人民公社集体经济组织内部的新剥削、新压迫分子。有一次组长碰头会，地委一位领导同志到会讲话，要求每个工作队员增强阶级斗争观点，指也当前农村的主要矛盾是“四不清”干部与广大社员之间的矛盾；基层干部不仅有经济上的“四不清”，而且有政治上、组织上的“四不清”，其中有些人甚至已经蜕化变质成为阶级敌人的代理人和保护人；还有少数地富友坏分子混入了干部队伍。不搞“四清”就有重新走资本主义老路的危险。对“四不清”干部要发动群众开展面对面的斗争。要解决基层组织领导权掌握在谁的手中的问题。过去地主剥削靠田，现在“四不清”干部剥削靠权，有了权就多占工分。（因为当时农村人民公社分配制度规定：现金分配的社员部分是全部按劳动工分分配，粮食分配的社员部分是基本口粮加按劳分配，所以多占劳动工分就等于多占现金和口粮。）有一位大队工作组长指出：“多占一个工分就是剥削。”这个说法得到工作队全体同志的赞同，而且广为宣传。

各生产大队发动群众揭露“四不清”问题，矛头自然是对准大队主要干部。公社所在地的水阁大队主要揭露大队长的问题。原来全社的先进大队——旭光大队集中揭露大队党支部书记的问题。张村大队也集中在大队党支部书记身上。有政治上的问题，更多的是经济上的问题。同时也揭露了一部分生产队长的问题。当时的说法是这些“四不清”干部已经蜕化变质成为新生富农、新生资产阶级分子。

根据各大队揭露：“四不清”干部搞剥削的主要手段是多占劳动工分，花样有：规定高额固定补贴工分；兼职兼薪；固定补贴以内的工作又记实际误工工分，“吃双皮面食”；开会领工资不交给生产队，又记上误工工分；抬高干部参加做的农活的工分报酬，干轻活，记重活工分；下雨天和农闲季节垄断农活，多得工分；不仅干部在人多占工分，家属干部也多占工分。多占工分后又可以多拿超工奖励。多占工分后可以扩大按劳分粮，按劳分油料、棉花、糖蔗、花生和奖售布票的比例。

当时认为“四不清”干部在政治上是对贫下中农采取压迫手段，对批评意见采取打击报复，花样有：克扣劳动工分，多派重活、难活、远活，加重农活任务，挑剔农活质量，压低工分报酬；克扣贫下中农的口粮、布票、救济粮；提拔地富友坏分子担任生产队的一些职务，如记工员、保管员、会计、出纳员，当自己的亲信。

全公社经济上“四清”结果，共清出现金16848元，粮食12358斤，劳动工分15124分。现金每户平均可多分11.2元。边清边抓兑现。工作组教育经济上有问题的干部积极退赔，自觉革命，凡是有兑现能力的，一次全部兑清；如果全部兑清有困难的，经过“四清”分配小组同意，分期兑现。如水阁大队清出现金4770元，当年已兑现3850元，占80.7%；粮食清出7118斤，当年已兑现5461斤，占76.7%；劳动工分清出4158分，当年全部兑现。偷漏国家税款1164元，当年全部补缴。

运动后一阶段，对全公社10个生产大队、56个生产队进行分类排队，开展夺权斗争。第一类，干部基本上做到“四清”，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站在贫下中农一边，政治上、生产上都好的，2个大队，占大队总数的20%；13个生产队，占生产队总数和23.2%。如垟店大队的党支部书记、大队长在政治上、经济上都没有问题。第二类，领导权掌握在富裕农民或代表富裕农民利益的干部手中，7个大队，占大队总数的70%；28个生产队，占生产队总数的50%。第三类，领导权掌握在阶级敌人手里或蜕化变质分子手中，1个大队，占大队总数的10%；15个生产队，占生产队总数的26.8%。

对待三类大队、生产队，工作组采取组织措施，发动党员和贫下中农，经过酝酿讨论，进行民主改选。按照当时的说法，是把大队、生产队的领导权重新夺回来。例如水阁大队的大队长被定为蜕化变质分子，撤销职务，取消预备党员资格。大队长所在的第一生产队，当时分析排队，生产队长是严重“四不清”干部，由贫农蜕化变质成新生富农；会计员是国民党统治时期的保长；出纳员曾当过国民党军队的军官；粮食保管员是严重自私自利的富裕中农。经过社员讨论，都撤换了。

当时清查了生产大队、生产队的问题后，还追查上面的“根”。公社党委书记、副书记被说成是蜕化变质分子的“保护伞”。他们都在运动中作了检讨。接着还进一步追查到县委一个工作部门的负责同志。根据各大队揭露，经济上多占生产队东西的有县机关干部7人，公社干部4人，区社部门干部4人。他们都分别作了退赔兑现。

水阁试点工作到12月20日是一段落。12月23日公社召开全社贫下中农代表会议，总结前段工作，部署下步工作。进一步进行阶级斗争教育，树立贫下中农当家作主思想，选举出席全县贫下中农代表会议的代表。

各区社党委书记在水阁搞点结束后，马上回到各自区社，仿照水阁的做法，全面开展“四清”运动。县委负责同志集中精力，加强对运动的领导。县委办公室通过发简报的形式，及时反映面上运动的动态，刊登“四不清”的典型材料，对面上工作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例如丽阳公社抓了天宁寺大队的大队长的“四不清”问题，列举了八条罪行，又抓了海潮大队会计的问题，社员反映他吃得爽，穿得爽，住得爽，用得爽，嬉得爽，称他是“相公”，认为他爽的经济来源是贪污公款，多占工分，投机倒把三个方面。联城公社重点抓了花街大队党支部书记的问题，列了十大罪状。这段时间里，多数基层干部都是提心吊胆过日子。

1965年1月20日，中共中央发出《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二十三条）》和关于宣传“二十三条”的通知。县委将“二十三条”用大字印成布告发到农村每一个党支部和生产大队，在室内张贴。目的是使干部社员都了解中央指示精神，使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更加健康地向前发展。

县委于1965年2月6日到16日召开全县四级干部会议，其中生产大队党支部书记到316人。会议认真学习中央“二十三条”，吃透精神，武装干部思想，以一分为二的方法分析农村形势，总结前段工作。县委书记梁如志在会上作了报告。会议中间普遍进行交心谈心，划清思想界限和政策界限，自觉地“洗手洗澡”，放下思想包袱，调动干部的工作积极性。

到会同志认为中央“二十三条”是一个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文件，是鼓舞和支持贫下中农和其他群众的革命积极性、教育广大干部、安定人心、使少数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促进生产高潮的有力武器。会议肯定了前段“四清”工作的成绩，主要表现在：发动与锻炼了贫下中农，树立了当家作主思想；教育了干部，把一部分干部从资本主义道路上拉了回来；击退了资本主义势力和封建残余势力的进攻，初步煞住了破坏山林、分光用光不为集体积累、迷信、赌博等歪风，调动了社员积极性，推动了冬季生产。同时检查了工作中的问题，主要是对生产大队、生产队干部缺乏实事求是、一分为二的看法，政策界限不清，甚至在一部分地方违反了党的政策，把缺点和工作中的问题无限上纲；工作方法上简单粗糙，挫伤了一部分干部的积极性。有的同志检查：政策规定要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实际做起来都是打击了一大片，表示要深刻吸取教训。雅溪区的一位同志说：实事求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是我们党的一贯的思想路线和工作作风。现在少数干部确实有新的剥削，但不能把我们干部队伍看成漆黑一片，来个无情打击。中央“二十三条”真是“及时雨”、“定心丸”。

会议结束时对到会的771名区社干部和生产大队干部进行分析排队：对中央“二十三条”精神领会较深、思想包袱已经放下，工作积极性已经调动起来的，占总人数的60.6%；思想包袱基本放下，但对工作还有一定畏难情绪的，占总人数的29.7%；本身问题较多，或性质严重、思想包袱尚未放下的，占总人数的9.7%。其中有30名大队党支部书记还存有不同程度的抵触情绪，不想再干了。这些第二、第三类干部的问题，等待大会以后进一步解决。

会议最后阶段是部署和研究1965年生产、工作任务，把贯彻中央“二十三条”调动起来的积极性，引导到当前的生产中去。

全县干部大会以后，以区为单位召开贫下中农代表会议，每个生产队有二名贫下中农代表、一名生产队长，每个生产大队的大队长也参加。会议深入学习中央“二十三条”，总结检查前段“四清”工作，清除“四清”运动的某些消极影响，调动了生产大队、生产队干部和贫下中农社员两方面的积极性，为发挥基层组织作用，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思想基础。

中央“二十三条”虽然对1964年下半年以来“四清”运动中某些“左”的偏向作了纠正，但又提出了“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等更“左”的观点，导致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这是沉重的历史教训。

（作者系莲都区离休干部、原丽水市（县级）政协副主席）